编者按：
百又十年的北医
大家云集，群星璀璨
一路兼程，一路荣光
筚路蓝缕领行业之先的探索者
坚定信念奋发有为的改革者
新时代在青春赛道上的奔跑者
……
北大医学人一直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为我国和世界的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
作出了卓越贡献
研发我国第一台国产碎石机 为患者免去开刀之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郭应禄院士
“一是不断提高人才质量，由培养人才工程提升为将才工程；二是竭尽全力，让跟我干的人都能成才。跟我干，不要考虑报酬，但我会千方百计让你成才。”这是我国泌尿外科和男科学学科带头人郭应禄一生紧抓的两件大事。
求学：被老师抓住“小辫子”
1930年5月4日，郭应禄出生在山西定襄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当时恰逢战乱，他和母亲在战争中与父亲失散。直到1942年，母子俩才得以和时任天津第二医院任外科主任的父亲重聚。
受父亲的影响，郭应禄立志将来也要成为一名医生。1951年，他考入梦寐以求的大学，父亲的母校——北京大学医学院。郭应禄毕业后进入北大医院开始临床工作，被分配到时任系统外科主任吴阶平所在的外科教研组工作，这为泌尿外科日后的大发展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1963年2月郭应禄从北医研究生毕业
为了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1959年，郭应禄考取了吴阶平教授的研究生，在吴阶平的带领下，郭应禄对泌尿外科有了深入的理解。
一次，吴阶平带着全体大夫查房。吴阶平查到郭应禄主管的病人床前，听他报告完病例后，吴阶平亲自给病人查体，并问：“什么诊断？”郭应禄回答：“左肾结核。”吴阶平又问：“发现什么阳性体征？”他说：“没有。”吴阶平提醒道：“你再查查阴囊。”郭应禄一查，发现左侧附睾尾部有明显增大，质地较硬呈不规则形状，是典型的附睾结核表现。郭应禄心中忐忑，说道：“左边附睾结节，是附睾结核。”吴阶平点了点头，并未说话。
查房结束后，吴阶平把郭应禄叫到办公室。吴阶平没有生气，而是非常认真地对他说：
“以你的水平，完全可以查出病人的附睾病变，但你没去做，这不对！真正了解一个病人必须作全面检查，把所有情况综合到一起，才能作最后的诊断，确定恰当的治疗，取得好的治疗效果。病人对我们是健康所系、生命相托，医生的每个决定都直接关系着患者的安危和康复，来不得半点疏忽，你要牢记。”
也正是得益于老师的悉心指导，才有了后来师生携手为中国泌尿外科发展共谋大业，再到后来郭应禄成为中国泌尿外科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治疗：换个姿势想办法
郭应禄院士在手术中
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现代泌尿外科一举成为临床技术革新的领跑者。
一直扎根于临床的郭应禄，在新技术的道路上脱颖而出，填补了多项空白，而且凭借深厚的临床功力和创新能力，一项项从外国引进的新技术，在他手中焕发出属于中国的生命力。
在2015年8月举行的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郭应禄获中国器官移植杰出贡献奖。他1958年开始研究肾移植，1960年参与国内首例肾植手术，1984年编写了国内第一部有临床应用价值的《肾移植》专著。至今，他的两名患者，还保持着国内肾移植术后生存时间最长的纪录。
上世纪80年代，郭应禄致力于腔内泌尿外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经尿道手术、经皮肾镜、输尿管镜、腹腔镜手术和前列腺增生的热疗技术以及激光、支架等多项新技术，是我国腔内泌尿外科的奠基人，并于1991年主编了第一部《腔内泌尿外科学》，在国际上首先完整、科学地提出腔内泌尿外科的定义和内容。1995年，他提出腔内热疗三个温度段的概念，澄清了国际上的模糊概念，提高了相关技术的疗效和安全性。
1978年，卫生部要成立全国第一个泌尿外科研究所，还是一名年轻主治医师的郭应禄得到消息，敏感地感觉到“北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到处奔走争取，与当时已调离北医，在筹备北京第二医科大学（现首都医科大学）的吴阶平一起，师徒二人最终为北京医科大学泌尿外科争得了这一难得的发展机会。
郭应禄向丁肇中介绍碎石机
1981年，在参加美国泌尿外科年会时，一篇体外碎石的会议摘要引起了郭应禄的注意。回国后，他立刻开展了体外冲击波碎石技术的研究。1982年，在有关院所的配合下，共同研发了我国第一台国产碎石机，并于1984年应用于临床。
在那个年代，德国碎石机国际领先，碎石技术也最成熟。1987年7月，郭应禄参加了中德远程学术交流。在病例讨论的阶段，郭应禄拿出一张X光片，询问德国专家的治疗意见。德国专家看了一眼十分肯定地说：“第一开刀，第二输尿管镜进去，超声碎石。但是最好开刀，这块石头太大。”片子显示，结石正好在输尿管中下段，这个位置被髂骨阻挡成为盲点，这在当时是个世界难题，体外碎石机根本无能为力。
听完德国专家的治疗意见后，郭应禄说：“我们用体外冲击波碎石。”接着，他拿出第二张片子，结石碎了，第三张片子显示结石没有了。看着德国专家们惊讶的表情，郭应禄把右手一翻说：“很简单，翻过来，采用俯卧位治疗。”
德国专家这才恍然大悟，体位改变后，冲击波就不会被髂骨阻挡，不用开刀可以顺利击碎结石。郭应禄在这场学术交流中大放异彩，赢得了在场专家的一致认可。
也是在这一年，郭应禄带着首创的“俯卧位行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输尿管中下段结石”站在了国际舞台上，使中国碎石技术开始走向世界，也为无数患者免去了开刀之苦。
在三十年后，郭应禄依然在进一步研究不同能量冲击波的生物学效应，扩大医用冲击波的应用范畴，让杀人武器“冲击波”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我国的科学家在生命科学的前两次革命，即分子生物学和细胞学、基因组学中一直处于追赶地位，如今第三次革命到来，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将有机会成为引领者。”
育人：“将才工程”推动我国泌尿外科跨越性发展
郭应禄给学生们讲内腔镜历史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培养尖端泌尿科专业人才方面，郭应禄更是费尽苦心。
1995年，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培训中心正式成立（2004年更名为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这在业内被誉为中国泌尿外科的黄埔军校。吴阶平担任中心名誉主任，郭应禄担任中心主任，负责全国泌尿外科医师的培训工作与实施。
1997年，郭应禄在培训中心提出“人才工程”项目，他的目标是：5年内使全国80％的泌尿外科医师接受继续教育，以提高我国在这个领域的整体水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郭应禄在全国各地开办培训班。1997年3月底，培训中心计划在昆明举办专题培训班。但当时郭应禄的父亲病重，他本想守候在父亲的病床前，但考虑到那些奋斗在泌尿外科第一线，甚至路费都难以筹措的医师们，他毅然选择赶赴昆明讲课。讲学期间，父亲病情突然恶化，不幸离开人世。
后来，“人才工程”项目被列入北京大学“211”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成为我国泌尿外科人才教育史上规模最大、参与程度最广的在职培训工程，持续、快速地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骨干。
2002 年，在郭应禄的推动下，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培训中心与中华泌尿外科学会启动“泌尿外科将才工程”，每年向境外派送100名以上主任级骨干做短期学习，并免费举办博导培训班。已有遍及全国各地的泌尿外科学科带头人1000余人次参加了境外“将才工程”培训，面对面向国际最知名的大师学习，进入手术室观摩手术，快速缩短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泌尿外科之间的差距，实现了跨越性发展。
“医者，首先应该树立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也就是要爱国家、爱集体、爱专业、爱病人”。
从医60多年来，郭应禄一直本着“四爱”精神，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救治了无数患者。如今，90多岁的郭应禄依旧在为开展无创微能量医学的研究和实践四处奔波，为我国泌尿外科和男科学学科事业继续发光发热。
完成亚洲第一例异体同基因骨髓移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陆道培院士
1963年底，北京的冬天，寒风料峭。
妙应寺白塔塔檐的风铎在风中摇曳，发出脆生生的鸣响，站在几百米外的人民医院灰色主楼，都能清晰闻及。
一位包裹严实捂着大口罩的22岁青年女子被平车推进了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径直来到内科血液组，找到陆道培医生。
女子摘下口罩露出苍白的面孔，虚弱地说：“陆大夫，我是几年前在咱们内科实习的护士张秋兰，我得了再障，我们那边的医院说太重了，治不了了。您一定要救救我！”
陆道培一边安慰她，一边看家人递过来的化验单，也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张秋兰的全血细胞指标降低，已经快接近了最低限。她得的是当时老百姓谈之色变的血液病——“再生障碍性贫血”。
“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攻克血液病！”
陆道培1931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一个医学世家。祖上世代是医生，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他自幼耳濡目染，将治病救人视为职业中的最高选择。17岁那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上海肇和中学，考入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
年轻的陆道培在医学殿堂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195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不仅能熟练阅读各种英、德文医学书籍，还能借助字典阅读俄文文献。
毕业后，陆道培来到中央人民医院（即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科工作，从此开启了60余载的“人民”情缘。
当时国家号召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提出“中西医团结”的政策。医院聘请中医大家徐衡之并成立中医办公室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其中当时被认为不治之症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疗效。这让在中医世家成长起来的陆道培大为感兴趣。他经常与徐衡之攀谈交流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系统疾病，尤其是血液系统疾病的思路与方法，并对血液病学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6年，匈牙利血液专家Olga Gvesti来到人民医院内科工作。陆道培立刻申请跟随Gvesti医生学习。Gvesti医生带领陆道培在临床实验方面开展系统训练，在出血性疾病、溶血性疾病、白血病等领域进行系统学习，为年轻的陆道培打开了血液病诊疗研究的大门。
1957年，人民医院正式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的内科血液病专业组，Gvesti医生任专家顾问，徐衡之任中医顾问，陆道培任住院医师。一张桌子、一台显微镜，12张内科病房的非固定床位，就是专业组的全部家当。
除了诊治血液病患者，还要兼管内科住院患者，制剂自己配、血液病涉及的血液形态与凝血检查的化验都要自己做，甚至试管都要自己动手刷。陆道培不仅对血液病从临床到实验、从中医治疗到西医治疗都有了系统的认识，还对各项检测方法作了重要的改进，特别对凝血酶原与抗凝血酶Ⅲ的计算方法作了创新性改动。
1958年，罗马尼亚血液免疫专家Noemi Pascal来医院内科工作，陆道培又主动申请到急诊科轮转，晚上在急诊值夜班，白天跟随专家出门诊、做实验、查阅书籍文献。Pascal医生同时在中苏友谊医院任职，陆道培经常乘公交车往返于友谊医院和人民医院，从未中断学习。
在对血液系统疾病的了解愈发加深后，年轻的陆道培暗下决心：“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攻克血液病！”
他使用中药、抗菌素配合去氢皮质素合并丙酸睾丸素及大剂量维生素B12治疗，疗效明显，不少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被成功治愈。人民医院内科血液组名声大震，很多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慕名而来。
但仍有一些重症患者，中西医结合内科治疗效果不好。陆道培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补充或者替代患者已经衰竭的骨髓继续工作，全面重建体内异常改变的血细胞呢？陆道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名词——骨髓造血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是指骨髓中的干细胞，具有良好的分化增殖能力、自我更新能力和多向分化潜能，能分化为各种血细胞前体细胞，最终生成各种血细胞成分。
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让陆道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健康的骨髓造血干细胞输注到患者体内，就像重新播撒了造血的种子，可以重建患者的造血系统。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多技术细节无法实现。陆道培经常到协和医院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当他看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多纳尔·托玛斯将正常人的骨髓移植到病人体内治疗造血功能障碍时，兴奋不已。
为了攻克血液病，陆道培做了大胆而谨慎的实践探索。当时医院设备简陋、经费少、人力紧，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资料就自己钻研！他腾出自己的办公室改建为移植病房，自己则在楼道上办公；他和团队对取骨髓针头的设计、如何采集骨髓、骨髓用量、骨髓颗粒的打碎以防止在肺循环中的堵塞等每个环节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测算，并改良了抽取骨髓方法、骨髓悬浮溶液，发明通过不同型号的三个针头依次过滤，避免脂肪或骨髓颗粒入血导致肺栓塞。
就这样，人民医院血液组开始了骨髓移植的探索。每治疗一个病例，陆道培和团队都思考总结、摸索规律。1961年，陆道培总结了同种骨髓移植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经验，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上，不仅分析了异种、同质、同种和自身四类骨髓移植的利弊与应用，同时也客观指出，由于受体对异体骨髓会产生免疫反应，所移植的骨髓不能成活，只有大剂量放射治疗移植免疫反应，移植的骨髓才能成活。这为日后骨髓移植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实践探索与经验积累。
心怀攻克血液系统疾病这一初心，陆道培一直勤勉努力、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同卵双胞胎之间进行骨髓移植，不会出现排斥反应呢？治疗效果又会如何呢？
就在陆道培不停地查找文献的同时，患有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张秋兰找到了他。
“成功不是靠大胆，而是靠长期准备和严谨的科学。”
第一例骨髓移植（张秋兰与陆道培）
陆道培将张秋兰收住院。这样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普通内科药物治疗效果肯定不好，拖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在人民医院，骨髓移植已经开展了多次，虽然效果不能完全肯定，包括免疫排斥等问题尚不能解决，但这是目前唯一有可能产生疗效的办法了，只能就此一搏！
当得知张秋兰有一个双胞胎妹妹时，陆道培眼前一亮，真的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兴奋感。同卵双胞胎之间开展同质骨髓移植，不存在免疫性的排异，移植效果一定会很好！
但是张秋兰的孪生妹妹是个已有3个月身孕的孕妇。要从身上抽骨髓，万一妹妹和肚子里的宝宝无法承受怎么办？可是如果不做，姐姐的病就只有死路一条。
基于之前多例骨髓移植积累的临床经验，陆道培始终觉得，同卵双胞胎的骨髓移植是可行的。但从孕妇身上抽取骨髓会不会对孕妇和胎儿产生影响？抽取多少骨髓量既能在患者体内发挥作用又不会影响供者健康？生命攸关，陆道培需要确凿的证据，一定要万无一失才行。
他回到办公室立刻翻起书，又去图书馆查阅文献，以论证孕妇抽取骨髓的可行性安全性。人体的骨髓与每个人的体型体重相关，但平均有3000克左右，抽取尽可能少的骨髓（<200ml），不会对孕妇和胎儿健康产生影响，一个骨髓干细胞在短短的两周时间内可分裂增殖为成千个血细胞，这个骨髓输注量可以改善患者骨髓造血机能。
在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之后，1964年1月17日，张秋兰和其双胞胎妹妹被推进了手术间。手术非常顺利，妹妹没有出现不舒服，腹中的宝宝也健康成长；而张秋兰的全血指标长势喜人，妹妹的骨髓移植到姐姐体内，不仅适应良好，更是全面发挥了作用！
出院时，张秋兰一家千恩万谢，激动不已，陆道培淡淡地微笑着，目送这幸运的一家人，心中也满足而喜悦。此次成功的移植，印证了陆道培对于同卵双胞胎之间开展同质骨髓移植可以获得成功的推论。当时这位33岁的年轻医生并不知道，自己成功完成的是日后轰动国际的亚洲第一例、世界第四例异体同基因骨髓移植。
数十年后，当陆道培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认真地说：
“成功不是靠大胆，而是靠长期准备和严谨的科学。”
“这个病例的成功，早于日本以及很多先进国家！”
张秋兰病例的成功，让陆道培倍受鼓舞。他敏锐地预见到血液病学正面临着一个飞跃的前景，这被人们认为无法治愈的恶性血液病被攻克的日子就在前面。
时间的指针拨到1972年，陆道培带领血液组设计的联合化疗方案使急性白血病完全缓解率上升到75%-80%；研究的紫草及紫草提取液治疗静脉炎及血管性紫癜，于1978年在国家科技大会上获得表彰。陆道培及全国的医学科技工作者都感到：春天到了！破茧而出羽化成蝶的期待，让每个人心中充满希望与动力。
1980年，经国家卫生部考试和推荐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的资助，陆道培教授来到英国进修。他得知，骨髓移植过程中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的发现成为决定移植排斥反应高低的重要因素。供者和受者之间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容程度越高，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就越低，移植成功率和移植器官长期存活率就越高。同卵双胞胎之间的移植属于人类白细胞抗原全相合，所以张秋兰病例的成功不是偶然！
“这个病例成功的时间是1964年，早于日本以及很多先进国家！”这一发现让陆道培兴奋不已。
1981年，《国际血液学会会刊》（美国）刊登了陆道培的论文《同基因骨髓移植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轰动国际血液界——早在17年前，一位年轻的中国医生就已经成功完成了亚洲第一例、世界第四例异体同基因骨髓移植！
1992年，张秋兰与美国另一位同类患者被收入世界《临床移植年鉴》，列为经移植无病存活时间最长的记录。在这部绿皮精装的年鉴上，用英文记录下了陆道培在这次移植中创造的“最少有核细胞移植数（0.35x108/kg）”及“安全以孕妇做骨髓供者”的世界记录，并保持至今。
“中国也一定要搞异基因骨髓移植！”
进入80年代，国外的骨髓移植技术已有很大发展，欧美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百多个异基因骨髓移植医疗病例。
在英国伦敦皇家医师进修学院 Hammersmith 医院进修半年的经历，让陆道培开阔了眼界。无论在实验室还是病房，他都抓紧时间、认真观察，收集资料。离开英国后，他又自费到法国圣路易士医院以及瑞士、德国几个著名的骨髓移植和白血病诊治中心访问学习。回国时，他的两个大皮箱不仅装满了学习笔记以及有关资料，更是装满了对攻克血液病的信心与决心。陆道培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中国也一定要搞异基因骨髓移植。”
回到空间局促的医院，重新开始中断了十多年的骨髓移植工作时，医疗组的全班人马不过六、七个人，连一间正规的超净室也没有。他们利用一间办公室自行设计改装成超净室，用一张双人床架在塑料薄膜内作超净床，并采取吹风过滤等措施，达到了无菌标准（经测试检验，符合美国宇航局一百级洁净度）。
尽管当时国外已有大量异基因骨髓移植文献资料，但他们并没有照搬照抄。比如，疗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对患者进行大剂量的放射治疗，目的是使患者的免疫系统充分抑制以保证骨髓存活。西方国家的放射量为800到1200拉德，如果以同样的剂量用在中国患者身上，是否会造成合并症增多？陆道培同放射科的大夫一起反复试验、研究，确定了更适合国人的600到770拉德的放射剂量。
环胞菌素是国外骨髓移植中一种比较重要的药物。1980年陆道培到生产该药的瑞士药厂参观时，商议购买此药。厂方对中国人能否做这种复杂手术表示怀疑，委婉地谢绝了。陆道培并没有因此而停步不前，凭着扎实的基础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想到，胎盘可以阻碍母体对胎儿的排斥，起到免疫上的屏障作用。于是成功利用含抗体的胎盘球蛋白，起到抗病毒细菌感染，调控身体免疫的作用。这恰好解决了全世界在骨髓移植中面临的难题。经过临床应用，证明胎盘球蛋白还可以使手术后的“移植物扰素主病”晚出现或不出现。这一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81年9月30日，陆道培和他的同事们成功地为一位患急性白血病的患者进行了骨髓移植，这是我国第一例异基因骨髓移植。
提供骨髓的是患者哥哥，同胞兄妹的基因并不完全相同，移植后可能会出现排斥反应，还可能会有移植物抗宿主病以及感染等情况的发生。陆道培事先制定了周密的应对方案：从术前预处理起，以半小时为单元，逐一部署，使患者顺利地闯过了免疫细胞0期、排斥反应等难关，使被移植的骨髓顺利地嵌合新生在患者体内。
陆道培白天查看病人，下班作实验，晚上回家还得翻阅专业书和文献资料，带领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即使在家，他也放心不下，经常深更半夜步行一站多地去附近小饭馆、招待所或部队医院打电话，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
经过团队50多个日夜的奋战，患者痊愈了。数十年过去，哥哥的骨髓依然在妹妹的体内造血。这项成功的骨髓移植就像一颗启明星，预示了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的兴起与蓬勃，照亮了陆道培肩负使命追寻初心的前进之路。
陆道培开创了中国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不断推动其发展。
1 他首先在亚洲成功开展同基因骨髓移植
2 首先在国内成功植活异基因骨髓
3 首先在国内成功完成ABO主要血型不相合的骨髓移植
4 首先证明硫化砷对某些白血病疗效卓著
5 首先在国内指导建立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
6 首先应用某些新的免疫治疗方法治疗急性白血病，并取得显著疗效
7 首先在国内发现三种遗传性血液疾患
8 首先报告紫草及提取物对血管性紫癫与静脉炎有显著疗效
9 在异基因骨髓移植及中药治疗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方面作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贡献
……
组织我国第一次大范围的精神病流行病调查 我国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沈渔邨院士
她的病人，多是那种难缠的神经症病人、充满戒备敌意的精神病患者，她却微笑慈祥，在这条艰辛的科研之路上，努力让精神病人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她就是我国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精神病学家、医学教育家沈渔邨。
求学之路 艰辛坎坷
1924年1月6日，沈渔邨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沈锦椿在邮局属高级职员，又在西湖箩岭和莫干山各置了一亩多地，足以支付几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母亲张春如虽是家庭妇女，但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独立自主的能力与性格。
沈渔邨的青年时代是在战火烽烟的年代中度过的。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全家人随着父亲沈锦椿的工作单位迁往浙东，后又前往上海。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次年11月，沈渔邨就读的公立扬州中学被迫关闭。当时她听闻西南联大可以免费读书，便有了离沪赴滇，继续求学的念头。
1946年5月21日，沈渔邨在西南联大时期照片
1943年11月，沈渔邨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理工组
1944年6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4年9月，转入生物系，就读医预科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开始北返，沈渔邨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业
1948年11月，转移至解放区河北冀中泊镇城工部学习，后回到北大
1949年10月1日，游行队伍中的沈渔邨经过天安门时，以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感受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受到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更光荣和自傲。
1951年3月，沈渔邨因医学系学制由7年改为5年而提前结束学业，这使一向勤奋好学的她感到些许惋惜，然而，在不久的将来，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将等待她去奋斗。
留学苏联 投身精神病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务院制订了恢复经济的三年计划。与此同时，培养大量国家急需优秀人才的问题也迫在眉睫，为此，国务院决定选派300余人前往苏联学习，第一批留苏学子中有医学生30人。
临行前，教育部在老北京饭店设宴给全体留苏学生饯行。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讲话，热情洋溢地勉励大家奋发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并留下十六字赠言：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沈渔邨最初到苏联是学习抗生素方面的知识，但1952年，在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已学习一年的沈渔邨接到了国内的通知——由于国内奇缺精神病科的医生，上级让她转学精神病学。沈渔邨服从组织安排，转到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的精神病科改学精神病学。从此她在精神病学领域奋斗了终生。
40年后，有人问及沈渔邨：当年在苏联被要求改换志愿时，有什么想法？她淡淡地说：
“我没有更多的想法，我觉得人民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我要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走研究精神病学这一步，我一直没有动摇过。”
1953年 沈渔邨与同批留苏医学生同游波罗地海（左起胥彬、沈渔邨，郭子恒、鄂征、许迪）
1955年8月，沈渔邨从苏联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毕业，获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有关强迫状态的治疗及病理生理机制》，部分内容发表在1959年的苏联精神病学杂志上。同年9月，沈渔邨荣获斯坦汉诺夫突击手奖，以褒奖她的勤奋和优秀，她的照片还登在了苏联《火箭》杂志的封面上。
为了节约时间，在五年的学习期间，沈渔邨甚至没有进过一次理发店，总是将头发洗干净后编一条很长的粗辫子。回国前，她和几位北医的同学商量，用节省下来的津贴，买了一整套俄语的《医学百科全书》，送给北医。
在留学期间，沈渔邨与当时留学生的队长、后来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同志从相识、相恋、结为伉俪，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生活。
迎难而上 硕果累累
1957年5月，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使用氯丙嗪治疗后，电影女演员周璇即将复出的消息。沈渔邨的第一反应是：氯丙嗪改变了大脑的生化反应。这种猜测，后来成为她从事精神药理研究的起始点。
1962年，沈渔邨在国内首先建立了“精神（神经）生化研究室”，开始探讨神经介质与精神疾病及精神药物的关系，以及神经介质在精神病理及精神药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两年后，由张文和和沈渔邨合作撰写的有关“5-羟色胺”的论文发表。
1973年，北医三院恢复了精神科，沈渔邨被推选为精神科主任。在临床工作上，沈渔邨深切地体会到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因而十分注重病人的医疗环境、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主张精神病人要尽量过正常人的生活，废除约束病人、封闭式的旧管理模式。她以女同志特有的细腻，提出病房的被褥不必像综合医院病房那样掖在床垫下，可以像家里那样叠；病房要安装窗帘，注意布置些既无危险性，又能使环境家庭化的装饰，如墙上的画、桌上的花……
为尽快控制精神病人的病情，沈渔邨带头创立了人工冬眠疗法。人工冬眠，特别是低温人工冬眠，要把病人的体温维持在34°，有相当的危险性，但只要对病人有利，沈大夫就敢于承担风险。为摸准规律，她可以一直守在病人身边，废寝忘食。这种疗法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精神病性兴奋，为病房开放管理、减少对病人的约束创造了条件。
1974年6月至1977年2月，沈渔邨从我国社会文化、卫生系统的特点出发，在北京市海淀区11个公社，19万农业人口中开展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的试点工作。她每日都要从医院搭乘郊区公共汽车到公社，再从公社骑自行车到大队，一次就需三个小时，为的就是亲自访问、检查公社每个精神病人，获得可靠的科学资料。有一次下着大雨，在去公社的路上，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导致左膝受伤，但仍坚持走到病人家中进行访视，最终256名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得到了系统治疗。之后沈渔邨又完成了16个县，600万农业人口精神病家庭社会防治的建网工作，使2500多名农村精神病人获得治疗的机会。这种郊区精神卫生保健模式在国内是一个创举，在世界也是先例，1984年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为了及时反映建国以来我国精神病学发展和防治工作的经验，推动我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在沈渔邨的倡议和组织下，1980年10月，由沈渔邨任主编，北医三院精神科医生与国内有关兄弟院校共同编写的《精神病学》正式出版。这本书成为许多医学院校精神病学的指定参考书，对我国精神病学的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门再次向世界打开，中国的学术界再次与世界有了联系。WHO开始对中国很多学科给予资助，其中包括精神病学。
1979年3月3日，56岁的沈渔邨作为访问学者远赴丹麦、英国、瑞士的精神病学研究机构参观访问学习，并在英国接受了WHO的培训。7个多月的奔波，沈渔邨走过了一家家单位、机构，对国际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工作的现状，有了清楚的认识，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从国外访学归来后，沈渔邨下定决心要成立“精神卫生研究所”。1980年，在沈渔邨的邀请下，WHO的副总干事兰博和精神卫生司司长N.Sartorius来到中国，他们也提议成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并建议以此为中心开展工作。1980年3月，经卫生部和北京医学院批准，北医三院精神科独立建成北京医学院精神卫生研究所，这是一个集医教研于一体的独立机构。
精神卫生研究所成立3个月后，就与WHO共同举办了第一个研讨会“WHO/北京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学术讨论会”，这次研讨会历时2周，对中国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
这次研讨会结束后，沈渔邨便开始着手推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精神病流行病调查。1982年7月1日，由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以及西北六大地区12个单位协作的大样本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完成。这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份科学地反映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状况的完整资料，为国家制定精神卫生政策，提供了依据，提高了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学术水平。
1982年，沈渔邨任精研所所长时留影
1982年，沈渔邨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建立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研究和培训协作中心。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双边协作的推动下，先后在全国各地组织40多次精神卫生国际讲习班，成功引进先进的研究方法、设备并培养人才。至1993年该所新址落成时，全所讲师以上骨干除1人外，均在国际先进精神卫生机构对口进修，为我国精神卫生学科培养了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力量，从一个只有一台72型分光光度计和一台一万元脑电图的穷教研室，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精神卫生研究机构。
1985年，沈渔邨应美国邀请作特邀报告。1986年，由挪威精神病学家推荐，授予沈渔邨挪威科学和文学院国外院士的学衔。
1990年，沈渔邨选为美国精神病学国外通讯院士证书
1990年12月，沈渔邨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聘为国外通讯院士；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1年4月4日，沈渔邨在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出诊
2004年，沈渔邨已81岁高龄，不再从事研究工作，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停息。她说：
“21世纪是‘脑’的世纪。生物-心理-社会的新的医学模式的出现，必然会对医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精神医学也正在逐步受到医学同行及社会的关注和被赋予新的认识。这是我们的一个机遇。”
（素材由各医院提供 参考资料：中国科学家网、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稿整理/宣传部 韩娜）